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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學”研討的主要創獲
作者：陳才
來源：《中華讀書報》（2015年07月01日16 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蒲月十六日戊寅
耶穌2015年7月1日
《宋代〈四書〉文獻論考》，顧宏義著，上海古籍出書社2014年3月初版，128.00元
近800年來，《四書》對漢字文明圈的影響至巨。自朱子之后，歷代學者闡釋《四書》者甚夥，留下了豐富的文獻資料，且有所謂“四書學”之稱。但是，相對于《1對1教學五經》的研討來說，當代學者的《四書》研討則顯得零落許多。據筆者視力所及，除了一些論文以及《四書》譯注外，國內學者從整體上對四書學進行綜合研討或專題研討的瑜伽場地專著僅有傅武光《四書學考》、周春健《元代四書學研討》、朱漢平易近與肖永明《宋代〈四書〉學與理學》等寥寥幾部。此外，黃俊杰主編兩部論文集《中日〈四書〉詮釋傳統初探》《東亞儒者的四會議室出租書詮釋》，也頗值得關注。不過，這些都年夜多是從哲學角度的研討，而其他方面的研討則比較罕見。此外，還有錢基博《四書解題及其讀法》、《四書注解存目及存書目錄》、《新解四書注解群書撮要附古今四書總目》、戴揚本和顧宏義《歷代四書序跋題記資料匯編》、周春健《宋元明清四書學編年》，但這幾部書，在嚴格意義上并不克不及算作研討性專著。
顧宏義師長教師近著《宋代〈四書〉文獻論考》（以下簡稱《論考》）一書，則彌補了這聚會場地個缺乏。《論考》分高低兩編：上編是對宋代《四書》文小樹屋獻的專題研討，包含宋代《四書》文獻的興盛及其社會佈景、宋代《四書》文獻的編撰與教學傳播、宋代《四書》文獻與程朱理學的發展三個專題，以及關于孫奭《孟子疏》真偽、《年夜學》改本、經筵《四書》講義三個問題的考辨。下編是宋代《四書》文獻的考證，勾稽文獻，分論語類、孟子類、論孟類、年夜學類、中庸類、學庸類、四書類7類羅列宋代《四書》文獻書目，并作個人空間出考證。顧師長教師精于宋史與宋代文獻的研討，對宋代《四書》文獻這個論題可謂駕輕就熟。以筆者看來，《論考》一書最具特點之處就是學術性與東西性兼備。
《四書》構成于宋代，但是，相關研討尚顯缺乏，對于宋代《四書》學領域許多問題，學界只要含混的認識，并未有詳細考證，乃至發論未穩；也有許多論題尚未為學界關注。《論考》于此皆有創獲。前賢時哲發論未穩者，如：《四書》命名年月問題，《四庫總目》以為“自朱子始”，此說一向為學者所援用。顧師長教師則通對朱子相關言論的爬梳，推知1對1教學朱子所用的“四書”概念，雖然“推進了‘四書’概念的傳布”，但這個概念只是《論語》《孟子》《年夜學》《中庸》四部書的省稱，尚不克不及視之為專名。顧師長教師甚至還留意到，陸九淵再傳門生錢時以《論語》《中庸》《年夜學》《孝經》為“四書”；又留意到，張栻的《四書解》是后人匯集，并非張栻本身所定之名。進而，通過勾稽史料，顧師長教師認為“四書”作為專名，“年夜體出現于宋寧宗嘉定年間”。這個結論是令人佩服的，這也就糾正了自清初以來就已經共享會議室構成的錯誤認識。又如，關于《孟子疏》一書真偽問題，歷代爭議頗多，無所適從。董洪利早年以其為偽書，后來觀點有所修改，亦認為很難有確切結論，“可以暫且存而不論”。以為《孟子疏》為偽書的證個人空間據，其源頭當上溯到朱子。據《朱子語類》卷十九載，朱後輩子滕璘錄朱子之語說：“《孟子疏》乃邵軍人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似疏樣，不曾釋知名物軌制，只繞纏趙岐之說耳。”朱子之論語焉未詳，且并無高低文作鋪墊，也并沒有說起孫奭的名字，我們也就最基礎無從知曉舞蹈場地朱子所謂的這個《孟子疏》是不是我們凡是所見的，后來又支出《十三經共享空間注疏》的那部《孟子疏》。也就是說，朱子言之鑿鑿，即便教學場地確證這般，但并不克不及據以定《十三經注疏》中的《孟子疏》為偽。顧宏義師長教師別辟蹊徑，從《金史·選舉志》中找到金朝科舉教材“《孟子》用趙岐注、孫奭疏”的記載，指出，“題名孫奭《孟子疏》也應至遲在北宋末之前已在社會下舞蹈教室流傳”，“無明確史料證明其私密空間非孫奭所撰”。同時，顧師長教師還為朱子之論供給了一種能夠性：“當時傳世之《孟子疏》，乃已經邵軍人人的修訂加工，而其文字時有粗陋、或有與原義相戾者，因分歧朱熹共享會議室之意，而獲得這般劣評。”從立論依據來看，這個結論比講座場地較穩妥。講座場地
《論考》一書對宋代《四書》文獻的注釋體例作出剖析，對宋代《四書》文獻的著者可考者432人的年月、地區分布、成分佈景等情況分階段作出考核，對宋代《四書》文獻的出書與傳播問題的探討，對宋代經筵《四書》講義的考辨等，都是前賢時哲不曾研討過的問題。這充足體現出顧師長教師獨特的學術目光，同時也使《論考》一書具有獨特的學術價值。
宋代《四書》文獻頗多，朱彝尊《經義考》著錄516種，但是此中存在講座場地一些錯訛，好比遺漏、重復著教學場地錄、時代錯置、錯誤著錄等情況。在《論考》下編中，顧師長教師勾稽史料，對《經義考》糾謬補缺，共得書目783種，并依《經義考》體例舞蹈場地教學場地而略作改變，逐書逐人對其加以考辨。其所考辨者，包含著者生平、學術淵源、著作的卷數及序跋、歷代書目標著錄，以及版本存佚與館躲情況等，有時還附有顧師長教師的按語，頗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功。其對《經義考》著錄謬誤之處加以更正者，如薛季宣《年夜學說》，《經義考》以為其亡佚，而實存于《浪語集》中，并未亡佚；牟子才《四書易編》，實則為《四尚易編》；《刺刺孟》一書的作者劉章，後人以其為金朝人，而顧師長教師則考證為南宋初年人，紹興十五年進士，淳熙四年致仕，《宋史》卷三九〇有傳等等。《論考》中于此783部書考辨詳細，具有的很強的學術性；同時，該書廣泛彙集，巨細靡遺，亦具有很實用的東西性。
《四書》在中國歷史上產生過主要影響，但是，學界四書學的研討相對缺乏，以致于一些不正確的認識至今仍未獲得糾正。好比共享空間，筆者見過許多學者撰文立說時，言及宋代時《四書》已經代替了《五經》的位置。這生怕與事實并不相符，《四書》傳播廣泛、普及面廣，其學術位置較之前代有所進步，并不克不及說明《五經》的位置就有所降落了。《四書》從來沒有，也不成能往代替《五經》的位置，其事理其實很淺顯很直白。二程曾說過：“《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這只是為了凸起《論》《孟》的主要性，舞蹈教室而并沒有以《四書》代替《六經》的意思。南宋年夜儒朱子的這句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也是理學家所廣泛認同的：“《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書》之階梯。”這就很清楚地提醒了《四書》與《五經》之間的關系，治《四書》只是一私密空間個階梯罷了，其最終旨歸還在于治《五經》。本來，經學家都認為，《五經》皆與孔子有關，此中蘊含著宇宙義理和圣人年夜道。而《四書》，除《論語》中有部門是孔後輩子記錄的孔子言論外，其余都是孔門后學的著作，因此，也就不成能與《五經》等量齊觀。這樣才與理學家教家的道統觀相合適。而這一點，我們從顧師長教師的研討中也可以看出。從《論考》的下編，我們可以看出宋代四書學文獻數量眾多，可是質量參差不齊，除了兼治《五經》的年夜學者，如二程、朱子、呂祖謙等人外，良多專治《四書》的學者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其成績并不宜高估。良多學者是因為學力缺乏，可以治《四書》，而無有才能往治《五經》，但這并不克不及說明，在他們心目中，《四書》已經代替《五經》。這本該是常識，但是卻有著這般的誤解，這就加倍顯得四書學研討的缺乏，以及《論考》一書的學術價值地點。我們等待有更多學者可以循《論考》一路，完成遼金時期、元明清三代，以及japan(日本)、朝鮮、韓國等國《四書》文獻的研討與考證，而這將勢必會使會議室出租得四教學書學的研討更上層樓。
責任編輯：葛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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